辩证法的国家也因此就能建立起来。

[16] 龚鹏程：《生活儒学的开展》，见会议论文集《生活儒教、儒生精神、现代文明的对策》，第一册，第103页。[17] 牟宗三：《生命的学问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。

《中国正义论的形成——周孔孟荀的制度伦理学传统》，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。《中国正义论——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系列研究项目情况汇报》，见《中国正义论的重建》，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。由此就形成了仁→义→礼的理论结构：仁爱精神→正义原则→制度规范。所以，孟子指出，儒学的根本不过仁义而已[55]，这就叫做居仁由义[56]。草木犹有生意者也，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，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。

但是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势必面临这样一种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： 假如全部儒学就是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大部分构成的，而上文的分析已经表明这两大部分都是成问题的，那就意味着：中国人如果选择现代化，那就必须彻底抛弃儒学。这显然是对20世纪以来的现代新儒家、港台新儒家的批评，认为他们仅仅将儒学视为生命的学问[17]，而忽略了生活。[18] 王阳明虽然谈《大学》古本，但仍尊从四书体系。

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之所以失败，根本原因即在于此。（3）社会主体及其情感对象的转换导致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转换，于是乎有历史形态的转换，如王权社会、皇权社会、民权社会等。[84]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。《周易》：《十三经注疏·周易正义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
吾身是个矩，天下国家是个方。《论语》：《十三经注疏·论语注疏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
我这里谈历史哲学，侧重历时维度。现代世界秩序亦非古代的天下秩序，而是国族之间的国际秩序。[18] 现有的中国哲学史、儒学史之类研究，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缺乏历史哲学的视野，儒学的历史往往被叙述为一种脱离生活的纯粹概念游戏，而无关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转型，遮蔽了生活方式的演变与转换在观念中的反映。人大复印资料《外国哲学》2004年第5期全文转载。

其二，差等之爱固然是生活情感的实情，但它只是一体之仁的一种实现方式。这一切都是由现代法律制度给予保障的。现代化至少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诉求。因此，人们遵守制度规范，本质上是遵从正义原则。

有鉴于此，我们才提出了重写儒学史的问题。[50] 这也是与生活方式和社会主体的转换相一致的。

唯其如此，儒学以仁爱情感为所有一切的大本大源，此即《中庸》所说的不诚无物[65]：假如没有真诚的仁爱情感，一切存在者都不存在。这正如标志着西方观念现代化转型的文艺复兴，乃发生于中世纪的后期。

【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（春秋战国）：从王权社会转向皇权社会。否则，我们无法理解下述儒学现象： 帝国后期的儒学，大致分化为两种趋向：一种是守成的儒学，即帝国儒学的进一步精致化，其典型是宋代的理学，其根本特征是将人欲与天理对立起来，将人心与道心对立起来，而其所谓天理道心实质上是帝国伦理政治规范的形上学化，戴震斥之为以理杀人[20]。这是孔子的伟大思想之一。家庭的功能发生着历史的演变，呈现着递减的趋势，可借用经济学的话语加以分析：（1）上古的宗族家庭，既是人的扩大再生产单位（人口繁育），也是物质生产、甚至精神生产的单位（所谓学在王官即指精神生产为王族所垄断）。[29]生活方式是一个比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存在——生产方式更为宽泛的概念。这样一来，其思想理论之悖谬就可想而知了。

至于现代新儒学究竟为什么内圣开不出新外王，那是下文将要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。人们通常将仁义礼智理解为儒家伦理或道德。

学界有一种误解，以为西方现代的个体主义是基于基督教传统的，似乎西方早在中世纪就是个体主义的了。[13] 参见黄玉顺：《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——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142页。

双方都不明白，儒家的仁爱观念固然承认差等之爱的生活情感，但却并不以此为制度规范建构的一般性原则。[52] 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第三十三条。

这虽然与古代天下主义具有形式上的类似性，但却存在着本质区别，即前现代与现代性的区别。相应于中国社会的三大历史形态，家庭也有三种历史形态，即发源于古代氏族部落的宗族家庭、此后的家族家庭（两者合称宗法家庭）和现代的核心家庭。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：中国正在现代化。为此，我们首先讨论儒学现代化史，因为现代化（modernization）的历史进程乃是现代性（modernity）的历时显现，儒学的现代性就展现在儒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。

即便在接下来的思想建构中，它们也是处在不同的理论层面上的。《荀子》：王先谦《荀子集解》，《新编诸子集成》本，中华书局1988年版。

这一切必然在观念上体现出来，那就是个体主义。但我们不能承认中国之文化思想，没有民主思想之种子，其政治发展之内在要求，不倾向于民主制度之建立，亦不能承认中国文化是反科学的，自古即轻视科学实用技术的。

[62] 许慎：《说文解字·彳部》，大徐本，中华书局1963年版。[26] 李明辉：《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》，见共识网：www.21ccom.net/articles/thought/zhongxi/20150126119523_all.html。

诚然，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，必须遵守社会规范，否则便无以立足，所以孔子讲立于礼[68]、不学礼，无以立[69]、不知礼，无以立[70]，要求人们克己复礼[71]。但如果仅限于这样理解礼，那就很成问题了。宋明以来，工商经济的兴盛、城市的繁荣、市民生活方式的发展，必定在儒学的观念上有所反映。即以爱情-婚姻-家庭问题而论，现代核心家庭的成立基于夫妻双方的婚姻契约，这种契约关系又基于由双方的爱情所导致的信赖，而这种爱情关系则又基于双方独立自主的个体地位。

不仅如此，家庭由异而灭的现象似乎正在开始发生。[23] 黄宗羲：《原君》，《明夷待访录》，中华书局2011年版。

例如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，本体界的存有论通过智的直觉证成人虽有限而可无限，现象界的存有论通过良知自我坎陷转出知性主体，进而开出政统（民主）与学统（科学），这哪里是古代儒家的心性论？它其实基于康德的基本观念架构现象与物自身[16]，而康德哲学无疑是一种现代性的哲学。这在中国话语中叫做义，荀子甚至直接谓之正义[79]。

[③] 那么，冯友兰的新理学尽管汲取了西方新实在论（neo-realism）[④]，却是接着讲的程朱理学。二是独身现象的世界性增长趋势，愈发达的国家独身者愈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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